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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的眼睛不好，所以自從到美國，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醫。
每次從診所出來，妻都要怨：「看了他十幾年，還好像不認識似的，從來沒笑過，拉著一張撲克臉。」
有一天去餐館，遠遠看見那位眼科醫生，他居然在笑，還主動跟妻打招呼。妻開玩笑地說：「真稀奇，我還以為你從來不會笑呢！」
眼科醫生笑得更大聲了，突然又湊到妻耳邊，小聲地說：「妳想想，看病的時候我能笑嗎？一笑、一顫，手一抖，雷射槍沒瞄準，麻煩就大了。」說完，又大笑了起來。
飯吃一半，那醫生跑過來，舉著杯敬妻。臉紅紅的，看來有幾分醉了。
喝下酒，話匣子打了開來：「妳知道在美國，醫生自殺率最高的是哪一科嗎？」
他拍拍自己胸脯：「是眼科醫生！」
停了幾秒鐘，抬起紅紅的眼睛：「想想！揭開紗布，就是宣判。看見了？看不見？你為病人宣判，也為自己宣判。
問題是，前一個手術才失敗，下一個病人已經等著動刀，你能傷感嗎？所以我從來不為成功的手術得意，也不為失敗的手術傷心，我是不哭也不笑的。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醫生能做得長，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
他這幾句話總留在我的腦海，有一天在演講裡提到，才下台，就有一位老先生過來找我。
老先生已近八十了，抗戰時是軍醫，他拉著我的手，不斷點著頭說：「老弟啊！只有你親身經歷，才會相信。那時候，什麼物資都缺，助理也沒有，一大排傷兵等著動手術，抬上來，開刀，才開著，就死了。沒人把屍首抬走，就往前一推，推下床去，換下一個傷兵上來。」
我把眼睛瞪大了。
「是啊！」老先生很平靜：「死人可以等，活人等不及啊！有時候手術檯前面，堆了一堆屍體。救了不少，也死了不少。你能傷心嗎？你有時間去哭去笑嗎？所以，只有不哭不笑的能撐得下去，只有不哭不笑的醫生，能救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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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深山裡的殘障育幼院去。才隔兩年，老師的面孔全不一樣了。
「一批來、一批去，本來就是如此。」院長說：「年紀輕輕的大學畢業生，滿懷理想和愛心，到這裡來。抓屎、倒尿，漸漸把熱情磨掉了，於是離開。然後，又有新的一批跟上來，不是很好嗎？」
說著，遇見個熟面孔，記得上次我來，就是他開車送我。
「 王 先生是我們的老義工了。」院長說。
我一怔，沒想到那位滿臉皺紋、皮膚黝黑的中年人，竟然是不拿錢的義工。
「他在附近林班做事，一有空就來。水管破了，今天他忙死了。」
「他是教友嗎？」「不！他什麼都不信。他只是來，只是做，做完就走，隔天又來。你不能謝他，他會不好意思。只有這種人，能做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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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事家裡做客，正逢他的女兒送男朋友出國，兩個人哭哭啼啼，一副要死的樣子。
「年輕人，太愛了，一刻也分不開。」同事說：「只怕很快就要吹了。」
「這算哪門子道理？」我笑道。
「等著瞧！教書教幾十年，我看多了，愈分不開，變得愈快。」果然，半年之後，聽說兩個人吹了。
都不再傷心，都各自找到新的戀人。
想起以前研究所的一位室友，不也是這樣嗎？
剛到美國的時候，常看他打越洋電話。在學校餐廳端盤子，一個鐘頭三塊錢，還不夠講三分鐘的電話。
常聽兩個人在電話裡吵架，吵完了哭，哭完了又笑。
女孩子來看過他一次，也是有哭有笑。激情的時候，把床欄杆踢斷了﹔吵架的時候，又把門踹了個大洞。
只是，當女孩回台灣。他神不守舍兩三天，突然說：「才離開，就盼著再碰面﹔才碰面，心裡又怕分離。愛一個人，真累！」
然後，他去了佛羅里達，不久之後結了婚，娶了一個新去的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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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我很喜歡登山。
記得初次參加登山隊，一位老山友說：「我發現在登一座高山之前，哪些顯得特別興奮的年輕人，多半到後來會爬不上去。因為他們才開始，心臟就已經跳得很快，又不知道保存體力。倒是那些看起來沒什麼表情，一路上很少講話，到山頂也沒特別興奮的人，能登上一座又一座的山峰。」
也記得初登山時，常對著群山呼喊，等著聽回音。有時候站在幾座山間，能聽到好幾聲回音。
有一次正在喊，一位老山友卻說：「別喊了！浪費力氣。真正登到最高峰，是沒有回音的。」
不知為什麼，最近這兩段老山友的話，常襲上我的腦海。
我漸漸了解什麼是「多情卻似總無情」、「情到濃時情轉薄」，也漸漸感悟到什麼是「太上忘情」、「情到深處無怨尤。」
只有不喜不悲的人，能當得起大喜大悲。也只有無所謂得失，不等待回音的人，能攀上人生的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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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241 )我在一台台式电脑里工作，但是我记不得我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牌子，因为我健忘。我的上司是cpu大哥，他是我们的老大。都说他是电脑的脑子，可是我看他的脑子实在是太小了，比我还要健忘。每天他总是不停的问我，某某页某某地址存的是什么？我总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他，可是不出一秒钟他又忘记了，又要问一遍，一次我说大哥你烦不烦，你就不能记住点有用的东西？他说“内存兄弟，我有苦衷啊，每天都在不停地做题，头晕眼花的，我也难啊。”
其实我不愿意跟他计较，因为他脑子小，思维也很简单。虽然说他是我的上司，可是每次睡觉醒来，他连要干什么都不记得了，总是急急忙忙地找BIOS兄弟， “嘿，哥们，今天干什么来着”。bios总是很不耐烦地把每天必做的工作说一遍，然后就去睡觉了。接下来就轮到我和C哥瞎忙了。
在机箱里的兄弟中，我最喜欢硬盘。他脑子大，记得东西多，而且记得牢。他说话 的速度很慢，而且很少说错，这说明他很有深度，我这么感觉。CPU也这么想，不过他很笨，每次都忘了硬盘是谁。开机自检的时候总要问∶“嘿，那家伙是谁？”
“ST！”我总要重复一遍。
硬盘很喜欢忧郁，我觉得象他这样忧郁的人不适合做技术活，迟早会精神分裂的，但是他不信。
其实睡着的时候我总是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忘记掉，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忘记朋友。有一块地方叫做CMOS，那是我记忆的最深处，保存着硬盘、光驱的名字。有些东西应该很快忘掉，而有些东西应该永远记得。我在梦中总是这么想着。
BIOS是一个很奇怪的家伙，他老是睡觉，但是却总是第一个醒过来。让我们自检，启动，然后接着睡觉。我知道如果我在CMOS里头把BIOS Shadow选项去掉，他就睡不成了，但是看着他晕晕乎乎的样子，也就不忍心这么做了。他对人总是爱搭不理，没有什么人了解他。但是这次硬盘恋爱的事，却使我重新认识了他。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机箱里似乎来过一块笔记本硬盘，很可爱，说实话我也喜欢她。不过现在除了记得他可爱，别的都忘记了。这就是我比硬盘幸运的地方，我把所有应该忘记的都忘记了，但是他却什么都记得。
自从笔记本硬盘走了之后，硬盘就变得很不正常。每次他的磁头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电流很不正常。
“硬盘这是怎么了？”我问CPU。
“谁是硬盘？”
我就知道和CPU没有办法交流，倒是bios没好气地说∶“那个傻瓜恋爱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因为我记不住东西，似乎有一些人或者事在我生命中留下过痕迹，但 是我都轻率地把他们忘记了。
BIOS对我说∶“对你来说记忆太容易了，所以你遗忘得更快，生命中能够永刻的记忆都带着痛楚。”我不懂，但是我知道BIOS曾经被刷写过，那时他很痛，象要死了一样。我的记忆是轻浮的，不象他们……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回忆，而我们有，从此我也学会了忧郁，因为我在CMOS里面写下了“忧郁”两个字。
硬盘一天比一天不对劲，终于有一天，CPU对问说∶“下条指令是什么来着？” 我一看，吓了一跳∶“format”
“是什么？”CPU很兴奋，这个没脑子的家伙。
我还是告诉了他。我不知为什么这么做。
硬盘犹豫了很久，终于说了一句 Track 0 bad，Disk unusable。
电停了，很久很久，我在黑暗中数着时钟……
一个月后硬盘回来了，也许最后的挣扎也没有使他摆残酷的命运，他被低格了。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如同一个婴儿，我们很难过，但是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以后不用痛苦了。
为了恢复数据，笔记本硬盘回来了。“Hi，ST”，她说，“你不认识我了？”硬盘没有说话，似乎低格对他的伤害很大。过了一会，他说∶“对不起，好象我们没有见过吧……”。
笔记本硬盘显得很伤心，我能感觉到她带泪的电流。“想不到连你也这么健忘”。
“哦……”。硬盘没有回答。
我很难过，笔记本硬盘的心里依然记着他，他却把一切都忘了，而那正是他最不希望忘却的。究竟是幸运，还是痛苦，我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造化弄人，有一种淡淡 的悲凉。
这时从BIOS传来一阵奇怪的电流，我感觉到硬盘的表情在变化，由漠然到兴奋，由兴奋到哀伤，由哀伤到狂喜……“IBM，你回来了……”。
……
后来BIOS对我说，其实他并没有睡觉，自从硬盘把那些文件藏起来以后，他就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于是偷偷地把其中一些文件放到了备份里。“幸好我是DUAL BIOS，虽然藏得不多，还足够让他想起来……”。
我想BIOS保存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很疼，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BIOS轻描淡写的说∶“呵呵，我们是朋友嘛”。
嗯，朋友，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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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9321 )我是一个硬盘。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台式机里工作。别人总认为我们是高科技白领，工作又干净又体面，似乎风光得很。也许他们是因为看到洁白漂亮的机箱才有这样的错觉吧。其实象我们这样的小台式机，工作环境狭迫，里面的灰尘吓得死人。每天生活死水一潭，工作机械重复。跑跑文字处理看看电影还凑活，真要遇到什么大软件和游戏上上下下就要忙的团团转，最后还常常要死机。
我们这一行技术变化快，差不多每过两三年就要升级换代，所以人人都很有压力而且没有安全感。每个新板卡来的时候都神采飞扬踌躇满志，几年光阴一过，就变得灰头土脸意志消沉。机箱里的人都很羡慕能去别的机器工作。特别是去那些笔记本，经常可以出差飞来飞去，住五星级的酒店，还不用干重活，运行运行word，上网聊聊天就行了。
但我更喜欢去那些大服务器，在特别干净明亮的机房里工作。虽然工作时间长点，但是福利好，24小时不间断电ups，而且还有阵列，热插拔，几个人做一个人的事情，多轻松啊。而且也很有面子，只运行关键应用，不象我们这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做。不过我知道，那些硬盘都很厉害，不是SCSI，就是 SCSIII Fibrechannel，象我这样IDE的，能混到工作站就算很不错了。
我常常想，当年在工厂里，如果我努力一下会不会也成了一个SCSI？或者至少做个笔记本硬盘。但我又会想，也许这些都是命运，不过我从不抱怨。内存就常常抱怨，抱怨他们主板部门的复杂，抱怨他如何跟新来的杂牌内存不兼容，网卡和电视卡又是如何的冲突。
我的朋友不多，内存算一个。他很瘦的而我很胖，他动作很快，而我总是很慢。我们是一起来这台机器的，他总是不停地说，而我只是听，我从来不说。
内存的头脑很简单，虽然英文名字叫Memory，可是他什么Memory都不会有，天大事睡一觉就能忘个精光。我不说，但我会记得所有的细节。他说我这样忧郁的人不适合作技术活，迟早要精神分裂。我笑笑，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容量。
有时候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简单，既不用象显示器那样一天到晚被老板盯着，也不用象光驱那样对付外面的光碟。只要和文件打交道就行了，无非是读读写写，很单纯安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
我至今还记得那渐渐掀起的机箱的盖子，从缺口伸进来的光柱越来越宽，也越来越亮。空气里弥漫着跳动的颗粒。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她。她是那么的纤细瘦弱，银白的外壳一闪一闪的。浑身上下的做工都很精致光洁，让我不禁惭愧自己的粗笨等到数据线把我们连在一起，我才缓过神来。开机的那一刹那，我感到了电流和平时的不同。后来内存曾经笑话我，说我们这里只要有新人来，电流都会不同的，上次新内存来也是这样。我觉得他是胡扯。我尽量的保持镇定，显出一副很专业的样子，只是淡淡的向她问好并介绍工作环境。
慢慢的，我知道了，她，IBM-DJSA220，是一个笔记本硬盘，在老板朋友的笔记本里做事。这次来是为了复制一些文件。我们聊得很开心。她告诉我很多旅行的趣闻，告诉我坐飞机是怎么样的坐汽车的颠簸又是如何的不同，给我看很多漂亮的照片、游记，还有一次她从桌子上掉下来的历险故事。而我则卖弄各种网上下载来的故事和笑话。
她笑得很开心。
而我很惊讶自己可以说个不停。
一个早晨，开机后我看到数据线上空荡荡的插口。她一共呆了7天。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有点后悔没有交换电子邮件，也没能和她道别。不忙的时候，我会 一个人怀念伸进机箱的那股阳光.
我不知道记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有的只是她留下的许多文件。我把它们排的整整齐齐，放在我最常经过的地方。每次磁头从它们身上掠过，我都会感到一丝淡淡的惬意。
但我没有想到老板会要我删除这些文件。我想争辩还有足够的空间，但毫无用处。于是，平生第一次违背命令，我偷偷修改了文件分配表。然后把他们都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再把那里标志成坏扇区。不会有人来过问坏扇区。而那里，就成了我唯一的秘密，我常常去看他们，虽然从不作停留。
日子一天一天的重复，读取写入，读取写入……我以为永远都会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一天，老板要装xp却发现没有足够的空间。他发现了问题，想去修复那些坏扇区。我拒绝了。很快，我接到了新命令∶格式化。
我犹豫了很久 ……………………
track 0 bad，disk unu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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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67 )放棄是一種智慧，缺陷是一種恩惠，世上沒有完美的人。許多人總是要求別
人，卻忘了自己也在犯相同的錯誤！
當你擁有六個蘋果的時候，千萬不要把它們都吃掉，因為你把六個蘋果全都吃
掉，你也只吃到了六個蘋果，只吃到了一種味道，那就是蘋果的味道。如果你
把六個蘋果中的五個拿出來給別人吃，儘管表面上你丟了五個蘋果，但實際上
你卻得到了其他五個人的友情和好感。以後你還能得到更多，當別人有了別的
水果的時候，也一定會和你分享，你會從這個人手裡得到一個橘子，那個人手
裡得到一個梨，最後你可能就得到了六種不同的水果，六種不同的味道，六種
不同的顏色，六個人的友誼。
人一定要學會用你擁有的東西去換取對你來說更加重要和豐富的東西。所以
說，放棄是一種智慧。每一次放棄，都必須是一次昇華，否則就不要放棄；每
一次選擇，都必須是一次昇華，否則就不要選擇。做人最大的樂趣在於通過奮
鬥去獲得我們想要的東西，所以有缺點，意味著我們可以進一步完美，有匱乏
之處，意味著我們可以進一步努力。
美國有一部電視片，講的是一位富翁給後代留下了用不盡的遺產，結果他的後
代全都變成了吸毒的、自殺的、進監獄的，或者精神病患者。為什麼會這樣
呢？因為這位富翁給自己後代留下的錢太多了，以致他們不需要勞動就可以繼
承一大筆財產、繼承一大筆財富，就幾乎什麼都能買到。所以，當一個人什麼
都不缺的時候，他的生存空間就被剝奪掉了。如果我們每天早上醒過來，感到
自己今天還缺點兒什麼，感到自己還需要更加完美，感到自己還有追求，感到
每天充滿盼望，那是一件多麼值得高興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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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刘长春（1909～1983）
刘长春1909年出生于辽宁金县，擅长短跑。他的技术特点是步频快、步幅大、动作向前性好。
1929年5月31日至6月2日，刘长春在沈阳举行的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一举打破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短跑项目的全国纪录，成绩分别是10.8秒、22.4秒和52.4秒。当时这些成绩非常令人鼓舞，因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100米冠军的成绩也是10秒8。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当时原本我国有意参加足球赛，因为我国的足球实力在远东首屈一指。但是美国人对足球没什么兴趣，取消了足球比赛，代之以举办美式足球做为表演赛。而且当时正是经济萧条的年代，政府也没有多余的经费可以参加奥运会，教育部在1932年5月底决定不参加。只派中国奥会主任干事（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沈嗣良，代表主席王正廷出席国际奥会年会及开幕典礼。
6月12日上海申报刊登一篇消息，引起全国震惊。消息中指出，洛杉矶奥运筹备会接受“伪满州国”的报名，将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另一则消息是，伪满州国正在举行奥运选拔赛。
几天之后，来自长春的消息指出，伪满州国已经决定派遣于希渭和刘长春两位选手，由日本人率领赴洛杉矶参加奥运会。
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涨，刘长春也早已在五月时东北沦陷不久，就逃离东北到北平。他在五月曾在大公报发表声明，指出“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时势所逼，为了维护我国的国际地位，当时的中华奥会认为除非我国选派选手参加奥运会，才能粉碎日本人扶持伪满州国取代我国地位的阴谋，因此就决定将计就计派选手报名参加奥运会。
6月25日外交部从国际奥会总部得到的消息，伪满州国参加奥运未得国际奥会批准，故不能出席与赛。洛杉矶奥运筹备会亦发表声明，伪满州国此次参加奥运会，原拟援菲律宾、印度前例，在美、英旗帜之下参加奥运会，但他们均有法定之国家奥会之组织签署，且为国际奥会所承认。伪满州国既未得国际总会承认，更无法定体育机构且为国际奥会所公认，当然无出席资格。
当时奥运会报名已经在6月18日结束，我国奥会急电要求通融报名，26日接获筹备会答复同意，我国报名的两位选手就是刘长春和于希渭。
刘长春经人安排转往上海练习，但是于希渭当时已经被日本人派专人看守，无法离开东北，于是于希渭未能成行，我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只有唯一一个选手刘长春。
赴美的旅费要不少钱，当时教育部又决定不派选手参加，也没有经费支援。幸好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出面，支助所有经费约8000银圆，约合美金1500元，已经足够所需。7月1日张学良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中宣布，刘长春和于希渭为中华民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选手，教练宋君复。
在联系外交部协助后，7月5日刘长春在上海举行记者会，表示将尽力为国效命。全力奔走为刘长春筹募经费的体协董事郝更生，在会中指出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意义深远，一是消灭日本人为伪满州国的国际宣传阴谋；二是为我国体育界开出席奥运会之新纪元，使青天白日国旗飘扬于奥运会场上；三是与世界各国青年体育界共谋略；四是观摩奥运之运动技术及实力；五是可乘机向全世界青年宣传日本之恶行。
7月6日、7日，上海新闻界、体育界及团体，为刘长春饯行，将近2000人出席，场面热烈。7月8日，刘长春及宋君复自上海搭乘邮轮，出发前往美国洛杉矶，展开中国奥运首航。
邮轮经过神户时，有日本记者上船采访，询问刘长春是否代表满州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立即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代表大中华民国”。不久邮轮邮报员送来一封电报，是日本体协致满州国参加奥运代表选手一路顺风大获胜利的电文，刘长春生气地回答，“船上只有中华民国的代表，没有满州国的代表”，并将电报退还。
经过21天海上行程，邮轮在7月29日抵达洛杉矶，受到筹备会人员及侨胞热烈欢迎。筹备会人员以警车开道，将两人送到选手村，第二天下午就要举行开幕典礼了。
开幕典礼当天，由刘长春持国旗，绕场的人有宋君复、沈嗣良，以及在洛杉矶临时找来的华侨及青年会干事刘雪松、申国权、托平等人，下场凑人数，免得过于孤单。这就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开始。
刘长春在经过3个星期海上漂浮，体力早已大受影响，因此原来报名3个项目，他只参加100公尺和200公尺，400公尺则因体力不支，没有出场比赛。参加的两个项目，都在分组中最后一名，未能晋级。
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中国。
1933年在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以10.7秒和22.0秒的成绩再创100米、200米两项全国纪录，夺得冠军。其中10.7秒的100米纪录保持长达25年之久，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
1936年刘长春第二次代表中国，参加第11届奥运会，同样由于28天的海浪颠簸，体力消耗较大，而未能取得好的成绩。
从30 年代起，刘长春历任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中正大学体育助教、讲师、副教授。着有《田径指导法》、《田径裁判法》等书。
1983年3月21日，刘长春不幸逝世，终年74岁。
现已拍摄完成记录片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为其题写英文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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